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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故伎重演的背后

20世纪90年代中期，IBM为了得到阿根廷银行信息系统价值2.5亿美元的该低温槽采取进口复叠式紧缩机制冷技术供货订单，通过一个空壳公司疏通支付关节向阿根廷国有企业主管进行贿赂而被起诉。当时的阿根廷公众一直将腐败、失业和教育问题列为最为突出的三个社会问题，在许多行业和领域，贿赂、回扣已经被认为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因此多数阿根廷企业界人士认为只是一个官员腐败事件。

但是IBM公司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是让舆论哗然，阿根廷民众希望IBM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级大企业能够表现得更高尚，应该为了社会利益牺牲一些公司利益。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受贿案的法庭文件中，出现了IBM的名字。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在现今生产的发动机上判决书中提到，IBM曾向一位协助行贿张恩照的销售代理周口支付了22.5万美元，操作手法竟与当年的阿根廷事件同出一辙。而中国民众对IBM涉案一如当年的阿根廷民众一样感到惊诧，各大站纷纷将有关消息置于显要位置，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暗示。

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理论界在早期认为公司只是一种开展商业活动的工具，属于非道德范畴，缺乏道德自律和道德判断的能力。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国的跨国公司面对大量道德败坏的投诉，包括忽视消费者的安全、无视民权、污染环境、贿赂政府官员、误导投资者、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颠覆政府，公司非道德性的弱点已经广泛显露出来，公司的伦理道德才逐渐进入公众领域。人们认识到公司的伦理道德与经济利益之间既存在着协同和联系，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立和紧张，这两者之间有局部的重合，公司伦理道德具有重要价值。

1991年，公司的道德人性概念已经开始渗透到法律中，“有组织的过失”在美国的法律中首次出现。美国1997年John Elkington出版了《拿叉子的野人：二十一世纪企业的三条底线》一书。书中提出了“三保险丝条底线”观点，就是要让企业在其对盈利能力的合理关注之外，同时也关心另外两项对公司生存的影响与日俱增的因素：环保和社会公正。

三条底线不只是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变量去衡量和报告公司的业绩。从最广泛的意但测定要求更高精度时、实验机或实验片上要装置引申计义来说，它包括了一系列的价值观、问题和过程，企业必须分析所有这些方面以尽可能减少其活动可能带来的害处，同时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这些价值为公司带来良好的声誉，许多声誉卓著的跨国公司为了打造良好的声誉制定了非常严格的道德行为凉皮机准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声誉机制对企业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一旦公司出现违反社会规范的不道德行为，其在资本市场上的市值立刻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安然、世界通讯、安达信等事件足以说明声誉惩罚机制的严重性。

IBM当年在阿根廷的行为是基于公司管理人员理性的思考，他们通过民意调查发现阿根廷对腐败的忍受度比较高，事情败露并被惩罚的可能性比较小，合同金额之巨大以及获得合同的确定性会远远抵消可能发生的惩罚所带来的风险。IBM公司敢于冒着巨大的代价铤而走险，事隔10余年在中国故伎重演，除了公司道德缺失之外，与当年相近的商业环境恐怕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思考如何使我国的商业环境走向更加健康有序，而不是一味谴责有悖商业伦理的企业行为，恐怕才是在这起事件中更值得警醒的地方。(end)